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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榮鴻琪:種子與土地

      發布日期:2022-5-10來源:四川智慧子月科技作者:榮鴻琪瀏覽量:674
      詳情介紹

              在抗日戰爭勝利之后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為了建設新中國,親赴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赴“重慶談判”之后,1945年10月17日,在延安干部會上做報告時,他特別講到了“干部到前方去”這個問題。他說:“有許多本地的干部,現在要離鄉背井,到前方去。還有許多出生在南方的干部,從前從南方到了延安,現在也要到前方去。所有到前方去的同志,都應當做好精神準備,準備到了那里,就要生根、開花、結果。我們共產黨人好比種子,人民好比土地,我們到了一個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結合起來,在人民中間生根、開花。我們的同志不論到什么地方,都要和群眾的關系搞好,要關心群眾,幫助他們解決困難。團結廣大人民。團結得越多越好。放手發動群眾,壯大人民力量,在我們黨的領導下,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這是黨的七次代表大會的方針,我們要為這個方針奮斗(見《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1060頁《關于重慶談判》)。”在此之前,毛澤東1935年12月27日在陜北瓦窯堡黨的活動分子會議上作報告時也講到了“種子和土地”的關系問題—“講到長征,請問有什么意義呢?我們說,長征是歷史記錄上的第一次。長征是宣言書,長征是宣傳隊,長征是播種機。……,長征是播種機,它散布了許多種子在11個省內,發芽、長葉、開花、結果,將來是會有收獲的(見《毛澤東選集》四卷合訂本136頁《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由此可見,在毛澤東思想形成的過程中,從1919年7月14日毛澤東在《湘江評論》雜志上發表《民眾大聯合》雄文之后,經過從江西瑞金長征25000里到陜北延安;又經過10年,在延安這個中國工農紅軍的“落腳點”和共產黨人新的“出發點”,積聚、發展,1945年秋,派大批干部到前方,為建設新中國做準備,毛澤東等中共領袖把“黨和人民”的關系以“種子與土地”做比喻,由來已久,生動、深刻。今天,我們冷靜地回望從毛澤東等從1935年到延安落腳,10年后1945年派“大量干部到前方去”的歷史,可以看到:1935年來毛澤東講:“長征的意義”是總結過去,在困難時看到光明、看到成績,鼓足我們的勇氣;而1945年秋的講話則是瞻望未來,躊躇滿志地鼓勵到“前方”的干部到新的地方,同那里的人民團結起來,“打敗侵略者,建設新中國”。中國革命從1935年到1945年,在延安這片黃土地上,由“低谷”走向“高潮”。到了1948年,毛澤東等離開延安時,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人民(包括人民解放軍)已經空前強大;一年后,在北京天安門,由毛澤東主席向全世界宣告: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長征播下的種子”有了收獲;1945年,派到前方的共產黨人(好比“種子”)在人民(好比“土地”)中間生根、開花,也有了階段性成果。這一段歷史,每一個中國共產黨人無論在困難時,還是在順利時,都要牢記。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尤其是秦晉高原那一片廣袤無垠、淳樸深厚的黃土地,是值得已有98年歷史和9千萬黨員的中國共產黨世世代代眷戀、回顧的。

              1969年初,將近三萬名北京知識青年,按照國家的統一安排,根據毛澤東主席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從首都北京來到延安等陜北老解放區。直到1979年,這一批“北京娃”前前后后在延安等地生活了1到10年(有的甚至至今還留在延安,或者因病傷去世,已安葬在黃土地中)。他們上山下鄉,在“老三屆”等全國2700萬下鄉知青中并不奇怪。但他們在1969年大批集中地從北京下到延安,則明顯的有繼承父輩當年在陜北鬧革命的特點。我是一名西安知識青年,1968年10月最早一批報名下鄉。當時,陜西安排我們下鄉目的地是陜北麟游縣,后來變為陜甘交界的隴縣。其原因就是陜西省委指示要把陜北延安等下鄉之地讓給北京知青,這顯然不是陜西(包括西安)自身就能做出的決定。

               據原西安市第一中學高六六級學生周可能提供的珍貴史料——《1968年西安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事記 》記載——“7月31 日,陜西省革命委員會決定,成立陜西省革命委員會畢業生工作領導小組,負責全省大、中、小學畢業生的分配、安排和招生工作。領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理日常工作。各市、專、縣也應建立相應機構,負責辦理此項工作。 8月,西安市各中學革命委員會,按照上級部署,開始動員在校的老三屆學生(即初、高中66—68級)報名上山下鄉。 9月,西安市部分中學革委會,組織報名上山下鄉的學生代表,赴將要下鄉的地點實地考察,其中有西安交大附中赴寶雞縣晁峪公社、西安市20中學赴寶雞縣顏家河公社,西安市第五中學赴寶雞縣固川公社、西安市三中赴寶雞縣甘峪公社、陜西師大一附中赴寶雞縣坪頭公社,陜西師大二附中赴寶雞縣硤石公社、西安市26中赴寶雞縣龜川公社等。 9月29日,陜西省革委會生產組財貿辦公室、陜西省革委會畢業生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印發《關于安置城市下鄉青年經費、布票、絮棉補助等問題的通知》,平均每人補助布票25市尺,絮棉4市斤。 9月,中共陜西省委書記、陜西省革命委員會主任李瑞山同志,接到國務院辦公廳電話指示:北京在年底前后將安排近3萬名高初中畢業生到延安去插隊,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請你們做好思想上、物質上的接收準備。李瑞山告訴辦公室:‘立即通知延安地區革委會負責人,明天到省城來參加重要會議’。 10月初,按照省委指示,延安地區革委會主任許效民向各縣安排接收北京知識青年來插隊事宜。他在講話中說到:‘這次大批北京知青來延安插隊,是外地人大批來延安近代史上的第二次。第一次是1935年不到3萬人的中央紅軍。這次,我們要把這三萬多名北京知青安排到我區14個縣中12個條件較好的縣,分配到129個公社,1284個生產大隊和2667個生產隊。迎接北京知青要敲鑼打鼓扭秧歌,像當年迎接中央紅軍那樣,場面要隆重,氣氛要熱烈。’ 10月25日,西安市革命委員會為第一批下鄉知青舉行隆重的歡送儀式,而后分赴寶雞等地縣插隊。由此揭開了西安市知青下鄉運動的序幕。之后各個中學第一批上山下鄉知青陸續分赴各地。 城鎮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參加農業生產的主要形式是集體插隊,即每10人左右編為一個小組,集體安排在一個生產隊進行勞動、生活和學習。各縣、區的知識青年,原則上由各縣、區在本轄區內自行安置;西安市的知識青年,因數量過多,大部分上山下鄉插隊到寶雞、咸陽、渭南等地農村; 城鎮知識青年原籍農村有父母或其他直系親屬,本人自愿投親靠友,并經接收縣同意的,回原籍農村下鄉落戶,返鄉參加農業生產。 11月14日,省革委會畢業生工作領導小組、革委會生產組綜合辦、財貿辦等部門,針對安置城市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工作中存在的經費、布、棉、木材、糧油等一系列問題聯合發了補充通知。 1968年以后下鄉的知識青年,全省統一,每安置1人500元,其中:建房補助費200元;生活補助費180元(頭1年每人每月發生活補助費10元,第2年和第3年每人每月份補助3元和2元);農、灶、家具補助費60元;學習費10元,醫療費10元,宣傳動員費10元;特殊困難補助費15元,機動費10元。 11月15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中央文革小組發出《關于1968年大專院校畢業生分配問題的通知》。規定“面向農村、邊疆、工礦、基層”的方針,要求年底分配到單位。陜西省六八級畢業大學生共8667人,其中本科畢業生8519人,占98%;??飘厴I生148人,占2%。于1969年初全部分配。 11月29日,駐陜某部在西安站值勤的戰士寧學金,在駛來的火車頭前,救出了三個在道軌前的知青而身負重傷。被譽為奮不顧身搶救知青的蔡永祥式的英雄。12月8日,上山下鄉僅僅一個月的寶雞縣晁峪公社南岔一隊西安交大附中女知青金蘭珠,被殘忍殺害。 12月,陜西省革命委員會畢業生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發出《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參加農業生產幾項規定》的通知,以解決部分知識青年要到農村親屬所在生產隊參加農業生產勞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要求。 12月15日,延安地委派出高明池等同志,組成赴京迎接北京知青來延工作組,后改為迎接北京知青來延工作團,團長慕錫章,由高明池和軍代表王福海同志具體負責,全團60余人,其中,各縣均有三至五人參加,省知青辦動員處處長沈玉華,也親往北京協助指導。代表團工作人員到達北京后,立即與北京方面聯系協同工作。延安和北京兩地是最為重視知青上山下鄉工作的城市之一。 延安還設立了兩個知青接待站:即在延安師范設立了迎接北京知青接待站,站長安廣錄;在銅川設立了迎接北京知青轉運站,站長馮振業。 12月22日,《人民日報》發表毛澤東主席的指示:“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說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學畢業的子女,送到鄉下去,來一個動員。各地農村的同志應當歡迎他們去。”由此時開始,陜西省各地城鎮出現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高潮。 12月22日 陜西省革命委員會發出《關于廣泛宣傳、深入學習、堅決執行毛主席最新指示的通知》要求各級干部和群眾認真學習毛澤東關于“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全省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安置工作至年底,已有30余萬名(其中包括城鎮知識青年6.9萬余名)知識青年到農村插隊勞動。”

              今天,我們從這份51年前“大事記”中和部分曾在陜北插隊的知識青年“回憶錄”中,可以看到:1969年初,近3萬名北京知青集中下到陜北,是國務院辦公廳出面通知中共陜西省委一把手的;二是北京知青插隊第一年的口糧標準,是每個月45斤(原糧,有玉米、小米、小麥),由國家(即陜西各級政府)負責組織保證供應,這個標準是當地農村成人口糧標準的1.5倍(據北京知青回憶:這是周恩來總理特別交代的),三是習近平等11位知青1969年初到了延川縣文安驛公社(即鄉鎮所在地),頭一頓飯吃到了白面大饅頭、豬肉燉菜。而當時當地農民‘糠菜半年糧,挨餓過日子’經常吃的是黑乎乎的糠菜團子;四是知青剛下鄉時,部分生產隊還派人到知青點給知青做飯,知青當時太累或者有事、有病,生產隊也不強求他們下地干活。以上四條具體安排是一般知青包括西安知青所不可能有的。如我下鄉到隴縣,必須自己每天下地勞動才能掙工分,有了工分才能分到口糧;工分多就分糧多。必須自己做飯(包括砍柴、挑水、磨面、種菜),一天三頓才有飯吃。由于父母在文革中挨斗,也不可能資助我,只有靠自己勞動掙錢才有錢用。由此可見,黨中央國務院對近3萬名北京知青下鄉到黃土地是有相當充分、細致、周到安排的。陜北自然條件差,當年長期在延安等地生活過的周恩來等老一輩革命家對此非常了解。黨中央、國務院及北京市委、市政府1968年秋決定動員近3萬名(1969年是26200名)主要是中央及北京各部門共產黨干部的子女下放到陜北,同時又在具體生活各方面盡量做到較好的安排,顯示出一片培養“革命后代”健康成長的良苦用心。此舉好似把這3萬粒革命“種子”播種到“黃土地”中,讓他們在像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者、中國共產黨人那樣深入農村,在人民群眾中生根、發芽、開花、結果。至今回顧知青下鄉運動,我們可以看出:這種安排固然是限于當時條件的權宜之計,但其中也包含著毛澤東、周恩來等老一批共產黨人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接班人的深謀遠慮。

              大批北京知青下鄉到陜北,引起了國內外各種媒體、文藝部門的廣泛關注。1969年前后,有一首民歌《延安住下北京娃》廣為傳唱;相關的各種小說、詩歌、圖畫、攝影作品很多。2012年12月8日,我為此也寫下一首題為《黃土》的詩——“秦晉高原黃土厚,窯洞、小米信天游。紅軍長征到延安,毛主席來了晴了天。   陜北住下北京娃,腳踏黃土望天涯。  北國風光收眼底,萬家憂樂記心里。  天將降大任于斯人,樹高千丈靠根深。父老鄉親話當年,千言萬語又叮嚀。”在中國共產黨人與人民之間,自共產黨誕生之日起,由于自身宗旨和初心決定,就存在著“種子和土地”那樣的相依相存的關系。無論是在“紅軍”時期,還是“走進新時代”,從毛澤東到習近平,這種關系在一代又一代黨中央集體堅強領導與正確指引下,近百年來,不斷的傳承著、發展著。毛澤東在1935年冬、1945年秋關于“種子與土地”的兩次談話,一度成為語錄歌詞,至今仍然在中國人民尤其是在一代有志青年心中銘記。

             2015年2月13日,當年的北京知識青年之一習近平回延川縣梁家河村看望父老鄉親時深情地說:“當時我離開梁家河,人雖然走了,但是心還留在這里。那時候我就想,今后如果有條件、有機會,我要從政,做一些為老百姓辦好事的工作。”他是1976年離開延川縣梁家河到北京上大學的。到了2012年,習近平成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之后,親自視察了全國10余個連片貧困地區。在領導全國人民“決勝小康”時,他側重于“精準扶貧”?;仡櫾谘影采仙较锣l7年的歷史,他深情地說:“15歲來到黃土地時,我迷茫、徬徨;22歲離開黃土地時,我已經有著堅定的人生目標,充滿自信。作為一個人民公仆,陜北高原是我的根,因為這里培養出了我不變的信念:要為人民做實事!無論我走到哪里,永遠都是黃土地的兒子。”

            [作者自我簡介:榮鴻琪,男,1947年2月初5生。祖籍江蘇省無錫市榮巷。陜西財經學院畢業,中國人民銀行四川省德陽市中心支行退休干部。中共黨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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